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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摇撞骗罪中止标准条件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定招摇撞骗罪的中止：
１、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中止犯罪的决意。行为人在客观上能够继续犯罪和实现犯罪结果的情况下，自动作出的不继续犯罪或不追求犯罪结果的选择。首先，行为人明确认识到自己能够继续犯罪或实现犯罪结果；其次，中止行为的实施是行为人自动作出的选择；再次，中止犯罪的决意必须是完全的、无条件的、彻底的，不是部分的、有条件的或暂时的。中止犯罪的主观原因，有的是惧怕受到刑罚的惩罚；有的是由于他人的劝说而改变了原来的犯罪意图；有的是良心发现，幡然悔悟，改变了自己的犯罪意图；有的则出于对被害人的怜悯，转而防止犯罪结果的出现。犯罪中止的主观原因，不影响犯罪中止的成立。
２、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中止犯罪的行为。第一，中止行为是停止犯罪的行为，是使正在进行的犯罪中断的行为。第二，中止行为既可以作为的形式实施，也可以不作为的形式实施。第三，中止行为以不发生犯罪结果为成立条件，但这种结果，是行为人主观追求的和行为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３、犯罪中止必须发生在犯罪过程中，而不能发生在犯罪过程之外。这里的犯罪过程，包括预备犯罪的过程、实行犯罪的过程与犯罪结果发生的过程。不在这些过程之内实施的行为，不属于犯罪中止行为。
４、犯罪中止必须是有效地停止了犯罪行为或者有效地避免了危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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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摇撞骗罪怎么认定
１、招摇撞骗罪的罪与非罪
要区分招摇撞骗罪的罪与非罪，首先要搞清楚本罪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
行为犯，是指行为人只要着手实施了分则规定的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即构成既遂的犯罪。结果犯，是指行为人实施了分则规定的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危害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从第二百七十九条的文义来看，招摇撞骗罪的犯罪构成并不要求达到一定的社会危害程度，条文中的;情节严重;属于量刑情节，和犯罪构成无关，因此，招摇撞骗罪应属于行为犯。但是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如果行为人偶尔一次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而且社会危害性不大的，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而给予治安处罚。
２、;非法利益;的认定
行为人实施招摇撞骗的犯罪行为，目的是获取非法利益。但;非法利益;具体指什么，第二百七十九条没有规定，也无相关司法解释界定。司法实践中认为;非法利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财产性利益，包括货币，财物等一切具有财产性特征的利益；
非财产性利益，包括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获取的非法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荣誉待遇，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弄女性等非财产利益。行为人获取这些非法利益使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形象受损害，正常工作秩序受扰乱，应按招摇撞骗罪处罚。
３、关于招摇撞骗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
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量刑考虑的因素之一。分则条文中规定的;情节严重;，大多由司法解释进一步界定;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但是对于招摇撞骗罪的;情节严重;，却没有专门的司法解释界定标准，这使得实践中如何认定该罪的;情节严重;争议较大。实践中从以下几个因素来认定该罪犯罪行为是否;情节严重;：
骗取的财物数额大小。对此，可以参照诈骗罪的司法解释的关于情节严重的规定。
招摇撞骗的次数。对此，可以参照盗窃、抢夺罪、卖淫嫖娼罪中的司法解释关于情节严重的;多次;的规定，至少为三次以上。即行为人实施招摇撞骗三次或者三次以上者为情节严重。
造成的后果。以对他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造成损害大小来认定，结合群众一般的心理接受程度，以造成被害人精神失常、自杀等较严重的后果认定为;情节严重;。
上文就是对于招摇撞骗罪中止标准条件有哪些的相关解答，招摇撞骗罪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针对冒充国家机关公职人员，一部分是针对冒充军警人员的，对于后者的处罚更为严重。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需要可以致电咨询
因犯罪中止是犯罪分子自动停止犯罪或者有效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的一种犯罪形态，刑罚对于该种犯罪形态的处罚有特别从宽规定。因此，正确认定犯罪中止对于人民法院准确量刑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审判实践中对于何种行为是犯罪中止，犯罪中止与其它犯罪形态的区别，特别是与犯罪未遂的区别有时在认识上会出现不同的意见，本文就正确理解犯罪中止略作探讨。
什么是犯罪中止我国刑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有效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是犯罪中止，关于犯罪中止的处罚是：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危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危害的，应当减轻处罚。
从以上规定我们可以看出，犯罪中止有二种情形：1、普通的犯罪中止，是指在犯罪过程中，犯罪分子自动放弃犯罪行为，因而没有完成犯罪的一种犯罪形态。它应当具备下列三个条件：A、及时性，即在犯罪过程中放弃犯罪。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预备过程中或者在着手实行犯罪以后达到既遂以前，及时放弃犯罪，使得犯罪得以停止。B、自动性，即自动放弃犯罪。所谓自动放弃犯罪，是指犯罪分子出于自己意志而放弃了当时可以进行下去的犯罪行为。自动性是犯罪中止的本质特征，只有在主观上有自愿放弃犯罪的意图，在客观上又有自动停止犯罪的行为，才能不使危害结果发生。C、彻底性，即彻底放弃犯罪。所谓彻底放弃犯罪，是指犯罪分子自动放弃犯罪是坚决的、完全的，而不是暂时中断，是犯罪分子中止犯罪的决心和真诚悔悟的程度。
特殊的中止，是指在犯罪行为实行终了以后，犯罪结果尚未发生之前，犯罪分子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最终没有完成犯罪的一种犯罪停止形态。
但对于犯罪中止定义的理解却有不同：
犯罪中止的理解
1、犯罪结果是何意指行为人追求的结果还是刑法规定的应予处罚的行为之结果
所谓犯罪结果是行为人实施其犯罪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它是认定大部分犯罪的未遂、既遂的标准。刑法第24条中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是防止何种结果的发生是以防止行为人追求的结果发生为标准，还是以防止刑法应处罚的行为之结果发生为标准如某甲预谋杀死乙，并于当天在A处对乙实施，乙因此而重伤并失去反抗能力，甲本可以继续将乙杀死，但此时甲起怜悯之心，更惧怕杀人偿命的代价，即停止了继续侵害的行为，并将乙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对被告人是以杀人罪还是以故意伤害罪来处罚，对此也有不同观点。持主观说认为应定杀人罪，理由是a、其行为完全符合中止的条件。行为人是自动停止犯罪，即行为人主观上原固有的杀死乙之歹念已消除，并在此支配下停止了其继续侵害的行为;b、其停止侵害是基于非不可抗力的因素，是出于自己的真实的意思表示;C、未发生行为人追求的犯罪结果，即基于其自身行为防止了乙死亡结果的发生。持客观说认为应以行为造成的客观结果为准对行为人予以处罚，即定为故意伤害罪。其理由是：a、行为人先以杀人之目的实施犯罪，但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可以随着不同的犯罪阶段有不同的变化，这是正常的，此时其已没有故意杀人之目的，若再以故意杀人定罪，已不符合犯罪构成之主观要件;b、刑法中规定的大多数犯罪都是以犯罪结果作为处罚时考虑的首要因素，其危害的轻重决定于行为人对客体的侵害程度;C、刑法中有关中止的犯罪结果没有定明为行为人所追求的结果;d、实践中行为人所追求的结果往往与实际发生的结果偏差较大，追求此结果而发生彼结果时常发生，若仅局限理解为行为人追求的结果，必然会产生许多漏洞，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笔者倾向于前一种观点。其主要理由除了前述理由外还有：任何犯罪中止都是以停止其继续犯罪的故意为前提，更彻底停止犯罪，而不是暂时的，本案中的行为人彻底放弃了杀死乙之念头。另外，我国刑法规定对于中止犯是减轻或免除处罚，不象有的国家对于中止犯全部予以免除处罚。所以行为人在犯罪中的客观表现，在量刑时可以充分予以考虑，使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处罚，也无漏洞可言。
2、防止犯罪结果发生是以被告人的客观行为为准，还是以被告人的意思表示为准。
对于这一中止要件以何为准是以防止结果发生的意思表示为标准还是以防止结果发生的客观行为为标准，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意思表示说认为，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指有防止的意思表示即可。客观说认为必须以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客观行为为中止成立的条件，一旦犯罪结果发生即为既遂，不再有中止之说。笔者认为应以被告人的客观行为为标准。首先，意思表示是犯罪分子的主观思想，正常情况下，行为往往是意思的外在表现，但外在表现有时却可以不是行为人的意思的体现，即客观行为与意思表示的分离在现实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的，行为人在实施特定的犯罪行为后，其主观思想可以由于种种原因而转为不希望犯罪结果的发生，但由于其能力有限未能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即行为人追求的犯罪结果已经发生，此结果与其行为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其犯罪已经既遂;其次，因为刑法订立犯罪中止之本意是对那些能放弃犯罪的行为人从宽处罚，由于犯罪结果未能发生，行为人固有之目的没有实现，客观上保护了刑法之客体;第三，刑法中关于犯罪中止的成立前提是没有发生犯罪结果，这是个客观标准。因此若要符合这一标准也必须是行为人的具体、有效的客观行为;第四，如果以行为人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意思表示为中止成立的要件，那么必然造成任何一个犯罪分子都可能成为中止犯。因为任何被告人都可以提出自己有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意思，那么必然会给审判工作带来不利，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几种特殊情况的中止的认定
1、共同犯罪之中止
我国刑法规定的共同犯罪为二人以上之共同故意犯罪。即犯罪分子为二人以上，主观方面应有共同的故意，客观上应有在共同故意支配下的犯罪行为，而共同意思表示是认定共同犯罪的基本因素。对于共同犯罪中止的成立应该以自动停止共同犯罪或有效防止共同犯罪的结果发生为条件。基于上述原因，在认定时必须在确认共同犯罪的前提下对每个被告人的行为进行分析认定。各共犯在共同犯罪中有不同的作用，对于实施前的心理状态也有不同，有积极主动的、有消极被动的、有实施具体犯罪行为的，有作辅助工作的。一般来讲共同犯罪的形态应以共同犯罪人中任何一人所实施的最为接近刑法某一犯罪构成之形态为全案的犯罪形态，或以共同犯罪中之正犯之犯罪形态为全案的犯罪形态，即一人实施犯罪终了，一般应视为全案既遂。如果脱离了共同犯罪的前提，在认定时就有可能出现偏差。有的人将某些共同犯罪的被告人区别为实行犯和辅助犯加以分析，认为在某些共同犯罪既遂中，某一名犯罪分子可以独立地存在犯罪未遂。认为实行犯在这样共同犯罪中只要停止犯罪，就应定为犯罪中止，而不论其他的同案犯的行为是否既遂。如甲、乙两人于夜间在街上见一名单身女子，两人即起强奸之歹念，并强行将该女子带至甲住处，其后乙将该女的衣裤扒下，并要甲先行奸淫，甲也将身上的衣裤脱下，甲突然想到自己刚刑满释放，害怕因此再次受到处罚，便借故外出打电话，乙对该女实施强奸，数分钟后，甲返回。有人依据上述理论认为甲的犯罪形态应定中止。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有偏颇，因为：a、违反了我国刑法中止的立法原则。我国刑法通过中止的立法来积极有效避免犯罪结果的发生，如果共同犯罪的犯罪结果已经发生，而将某些实施辅助性犯罪、甚至把帮助既遂的犯罪分子实现犯罪目的行为认定为中止，有悖于我国刑法设立中止原则的初衷;b、共同犯罪中，谁是实行犯谁是辅助犯在具体犯罪行为实行之前一般无法确定，只有在整个犯罪行为结束以后才能确定;c\\在共同犯罪中实行犯与辅助犯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原是辅助犯而以后变成实行犯，而有的原是实行犯又因其它原因变为辅助犯，在上述情况发生后，若再坚持区分实行犯与辅助犯，并以此作为确定犯罪中止的标准，就显得依据不足，容易产生混乱和错误;d、处罚时会出现偏差。按照上述观点，辅助犯按实行犯的犯罪形态为其犯罪形态，至少可以定为从犯，应从轻或减轻处罚，而原有实施犯罪目的后又放弃的共犯，为中止犯，则应免除或减轻处罚，而按常理实行犯的犯罪恶性及行为的危害性均超过辅助犯，而处罚却比辅助犯要轻，罪刑不相适应。笔者认为，对上述犯罪不能一概而论，应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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